上面没有人了
那些相同的命运这个冬天，看了差不多几十本小说。看着看着，忽然发现一个问题，那些不同的作家却写出来了相同的人物。我略微想了一下，大概有这么几个人物，尽管是由不同的作家的写的，但他们的命运、生活的状态却是相同的。这说明什么呢？
第一组：王安忆的《小鲍庄》里的二婶和拾来和迟子健的《伪满洲国》里的寡妇和狗耳朵。
这一组人物都是男方上女方门上。拾来算是一个孤儿，狗耳朵是个要饭的。二婶和寡妇则都是有家有孩子的。她们的年纪都比男方大许多。尤其是狗耳朵，比寡妇小十多岁。男方在女方家里都是低眉顺眼的，象个小媳妇。他们虽然也喜欢对方，但双方之间不是一种平等的关系。女方尽管在生活中，生理上需要男方，可她们在心里面并不真正爱对方或者说尊敬对方。言语行为之间总有对对方的轻视和不以为然，或多或少地带点施舍救济的意思。二婶象是安排一个长工一样的安排拾来干活，寡妇呢，则直接对狗耳朵破口大骂。最后的结果呢？拾来和狗耳朵都走了，离开了他们喜欢的温暖的家和女人。这个家虽然能提供温饱，却不能解决一个男人精神上的苦闷。所以，他们都出走了。
让我觉得好奇的是，为什么这两个女人会如此对待上门的男人呢？我想，这可能是传统文化的力量。这种文化男人和女人都接受。他们甚至是下意识里就接受了。男人就应该娶妻生子，而入赘的男人就是比一般男人要低一等，他们放下了自尊去上女方的门，也意味着他们在女人的面前放下的自尊。女人似乎拿了这自尊便踩在地上，从此看轻了男人。或许她也爱，但这爱里面缺少了尊敬，或者说，她把自己放在一种施舍者的位置上。她无法再平等去爱对方。所以你看看，差了几乎几十年的人，一个在南方，一个在东北。人物的性格、命运却完全一样的。一个人逃离不了他的命运，也不逃离不了他生活的环境，包括物质的和文化上的。他所想的并不完全由他自己决定，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生活中的文化环境决定的。当这种文化认定为恶时，社会上绝大多数的人也会认定同样的事情为恶。下意识里，大多数人的思维被那个时代的文化气氛所决定，更被传统文化所决定。所以，当大多数人叫好时，可能并不真的是好，或者真的是对。你所以为的好，并非你真的以为好，而是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才是不好。你的文化已把教育得符合这个社会文化的思维。那些想挣脱环境、文化束缚的人，最初一定象是飞蛾扑火一样地可笑。可他一旦飞出去，他面对的将是整个天空。
[ 本贴由 沙枣 于 14-9-9 09:43 最后编辑 ] 第二组：王小波的《三十而立》中王二与刘震云《一地鸡毛》中的小林
他们一个在机关，一个在大学，算是事业单位吧，跟机关的性质也差不多。
两人年纪都差不多，工作了几年，已婚。小林还有孩子，王二则没有。
两个都算是知识份子，但也都是社会基层的小人物。
他们小心翼翼，生怕得罪了领导。为了那一点升迁的念头，不惜委曲求全，做出种种违心的事情。
王二当然要活泼生动一点。但令人悲哀的是，即便是王二那样的人，够个性，够独立，却也活得人不人鬼不鬼地样子，一点也不比小林好到哪里去。而生活中大多数的人还没有王二那么有趣和好玩，更无他的个性和独立。他们的命运则象小林一样或者比他更惨。
所以，看看，决定我们生活的并不地理环境，仍然是文化环境。天底下当官的是一个思维，当小老百姓的也便同一思维，在这同一思维下的相同年纪的人，便活成了相同一状态。
[ 本贴由 沙枣 于 12-3-28 10:47 最后编辑 ] 第三组：陈忠实的《白鹿原》中的黑娃与苏童《米》里的五龙
这两个人其实并不完全象，但他们有一点则是共同的。那就是对传统社会的仇恨和挑战。
黑娃的父亲鹿三在白家过得很好，受到白家上上下下的尊敬。只是，鹿三是白家的长工，他在白家长年劳动。白嘉轩的两个儿子对黑娃都很好，可黑娃从小就仇视他们。他仇视什么呢？为什么他的父亲在白家劳动？
五龙呢？本是一个在城市里避难的农民。可他对比他过得好的人有着天然的仇视。他心里面从来没有感激。粮店的老板在他最困难的时候收留了他，可他只觉得别人占了他的便宜，所以一旦有了机会，他立刻便向发难。
当黑娃最终在这个社会占有一定地位之后，他便希望主流的社会能接纳他。他所认同的还是传统的价值观。而在这之前，只是因为他没有办法进入所谓主流的社会，他便不惜打破他，只要有机会，他都愿意建立一套新的秩序，并在这个秩序中占一个好的位置。所以说，不要说革命都是好的。要看谁在革谁的命，而且还要看这命是否革成功了。很多的时候，不过是借革命的名义为自己在社会中抢占一个的好的位置罢了。而这些要革命的，往往是自身先天不足，或者祖上先天不足的。
五龙之所以一直那么坏，是因为他从来没有在一个象白家那样传统，那样符合中国传统道德礼仪观念的家庭里生活过。他不知道在一个社会中当一个好人，一个被人尊敬，被人认可，接纳的感觉是什么样的。他没有见过这样的生活模版，所以，他只能一恶到底了。
再想想文革中的革命小将，造反派头头。都是些什么人闹得最厉害呢？并不是那些知识份子家庭的子女，更不是那些当官的子女。他们的孩子大多比较温和善良。冲在最前面的都是那些曾经一穷二白的家庭出来的人，更有一些本来就是一些社会上闲散的人员。这些人从来没有成为过社会中的主流，没有道德物质精神上的优越感，更没有任何的束缚。所以，他们一旦得势，便会释放出人性中最恶的那一部分。等他们撑权了，他们却要求人们以他们熟悉的方式来对待他们。他们反的不是什么左什么右，他们挣的依然是社会中的位置。
[ 本贴由 沙枣 于 12-3-28 10:47 最后编辑 ] 第四组：迟子健和《伪满洲国》中的吉来和苏童《米》中五龙的儿子柴生和米生
吉来在爷爷王金堂那里生活时，是得到爷爷很多爱的。只是，王金堂太过于疼爱孙子，以致于他从来不管这个孩子。等吉来到了父亲王恩浩那里时，基本上已无法管了。甚至到了王恩浩那里，人们对吉来简直是百依百顺，没有人反对他，更没有人管教他。结果这个孩子就长成了一个毫无心肝的人。他不爱任何的人，包括他的爷爷、奶奶、父亲、甚至他的妻子，孩子。他生活中所有的内容便是吃喝玩乐。
而柴生和米生，他们的生活环境跟吉来是差不多的，一个米铺，一个当铺，小本生意，生活却是不愁的。同样没有人爱这两个孩子，妈妈绮云尽管是一个苦命的人，却不是一个善良能给人以爱和帮助的人。她的两个孩子都没有得到来自父亲和母亲方面的爱。他们学到的只是父亲的丑恶和母亲的不善良。他们丝毫不爱那个受尽了苦的母亲，当然更不爱浑身都是恶的父亲。他们只爱自己，他们只爱吃喝玩乐！他们跟吉来一模一样的。甚至他们娶的媳妇也差不多，也都是那么恶，那么凶。
这依然是生活在两个不同地域不同年代的人，可命运又是多么地相似。
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物质当然重要，但物质决不会在一个人的生命成长过程中起决定性的作用。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什么呢？是他周围的人，是他周围的环境。一个从来没有享受过爱的孩子，他内心里也不会生长出爱。那些看似乎 不经意的生命其实在多么完整地在复制他给予他生命的那个生命啊。多少年后，猛然才发现，长大后，他就成了你！
[ 本贴由 沙枣 于 12-3-28 10:48 最后编辑 ] 又开始盖楼 好文要顶，难得还有心写下这多的感悟。 智慧并不追求快速解决问题
前天在收音机时里听到一句话，是冬吴相对论里吴伯凡说的：智慧并不追求快速解决问题。
听到这句话，真是心里面一动。觉得说出我想说但没有说出的意思。
那些能快速解决的问题应该都不是太复杂的问题。许多的问题，需要运用智慧，需要从多个方面、多个角度、多次的沟通与协调，可能还要遇到许多次的失败，最终才有可能解决。
如果真的有一种方法很有效，确实能快速地解决问题，那么这个方法便不能经常用。还需要配备其他的方法来解决相关的问题。而不能一遇到状况便使用出这种方法，否则，最终的结果就是频繁地使用某种单一的方式，反而会会使那种有效的方法在复杂的现实问题面前，因为单一而失去效用。这就象是大人常对孩子说“狼来了”，本来是想吓唬孩子，在最初的几次也确实吓到了孩子，可等你说多了之后，结果就是等狼真的来了的时候，孩子反倒是不相信了。这样，不但解决不了问题，反而可能坏了事。
如果明白了这一点，接下来要明白的是，在解决社会问题中，需要的也是智慧，而不仅仅是立竽见影的行政结果。那种快速的结果损害的往往是行政程序，行政规则，最终破坏的是人们认可并约束执法者的规则。而规则的破坏将使执法者失去规则的约束，使得执法者无执法的边界。最终受害的是所有的行政相对人，也就是社会上所有的人。
社会管理者需要在现有的规则框架下运用智慧解决问题，而不是一味地快速解决问题。
对于我们这些老百姓来说，也需要运动智慧来评判社会管理者的管理手段和管理效果，而不是对一个表面的或者说暂时性的结果单纯地叫好。社会结构是一环扣一环的，一个规则的破坏，可能就意味着一个环节的缺失，意味着一种权力失去了监控和制约。也就意味着那些被管理的人权利的丧失。
这就是为什么我反对重庆打黑，反对用这种单一的、简单的、运动式的甚至是以黑治黑的方式来解决复杂的涉及到社会、经济、法律的方方面面的问题。打黑不能解决贫富不均问题，不能解决经济领域的问题，不能解决腐败问题，不能解决目前社会中的许许多多的问题。那些问题都是制度层面、结构层面的问题，是上层建筑的问题。某个局部问题的解决产生不了这么大的影响。打黑只能是打黑，而不能包打天下。
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一试就灵的万能的药方，从来不可能有谁从天而降解决所有的问题。可以说，重庆打黑解决了一个问题，却同时制造了更多的问题。它有可能打掉了一些黑，可它把法律、制度和规则全部踩在了脚下。它打倒了许多它需要打倒的人，站立起来两个无所不能的人，可以决定一切的人。
这在法治的社会是多么可怕！
[ 本贴由 沙枣 于 12-3-28 10:48 最后编辑 ] 好！ 嘿，先发两篇，有人看就继续发。:lol: 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