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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渣

这两天在上课，有些问题想不清楚，就想问一下车会里的思想家们。

中国社会的集权和权力的集中是否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中国民主和改革是否会带来中国国家领土的分裂，最终导致国力的衰落？

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对内环境制度发展的要求是否可能会被国外的敌对势力所利用？

中国的知识分子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社会、面对纷争矛盾的社会才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

[ 本贴由 煤渣 于 11-11-7 18:58 最后编辑 ]

大满贯

哇，这么敏感。。。幸好没被点名~

地瓜叶

适合在领食馆聚餐的时候再说！

大海

地瓜叶 于 2011-8-25 10:52 写道：
适合在领食馆聚餐的时候再说！

在哪里吃，吃什么都不是关键，关键是谁掏钱。而且这些话题如果没有老宰参加，就是煤渣的一大损失了，煤渣没听过老宰英名么。更奇怪的是居然没有象至清水这样的知识女青年参加，更是遗憾 ::

修歌

煤大律有空看一下这些左中右学者的观点，对开拓思路还是很有益处的。
http://www.dajunzk.com/wenji11081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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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能否走出左右？
----座谈会纪要

时间：2011年8月14日（周日）

地点：北京

主办：北京大军智库公司

与会者：
       仲大军、陈子明、刘仰、高粱、崔卫平、党爱民、刘海波、黎鸣、周舵、王俊秀、俞梅荪、冼岩、周鸿陵、施晓渝、欧阳劲、乔峰，罗峰、李华、陈义欢。

周鸿陵（主持人）：

近几年来，中国社会社会矛盾冲突加剧、各种思想急剧涌现，左、中、右各派观点都在对中国社会提出解决方案。今天开这个会就是探讨一下，能否超越左与右，找出一个能够满足各方意见的制度架构，目的是使社会稳健发展，推动社会的变迁。现在我们请仲大军老师发言。


仲大军（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主任）：

欢迎各位的到来，今天邀请了左中右各方面的人士，目的是从不同角度谈点看法。现在这个社会分歧越来越大，和八九十年代有很大不同，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思想界基本上是铁板一块的，那个年代的学者坐在一起，分歧矛盾不大，都是一门心思搞改革，搞思想解放。我写过一篇文章，回忆1989年4月在京丰宾馆召开的理论研讨会议，今天在座的当年参会者有五位：高粱、黎鸣、陈子明、周舵和我。可是二十多年后，学者们的命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观点也发生了很大分歧，当今中国社会分化成各种流派，坐在一起交流越来越难，这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现象。

    今天在座的各位都是有代表性的人物，我们能不能谈出一点看法，看看中国能不能走出左右？以一种什么制度方式综合左右，平衡左右的利益和诉求？这里不仅需要的是共识，更重要的还是方法。陈子明先生关于左右的分析文章我已经看过了，是站在宪政角度看问题。我现在更实际一些，站在执政党的角度看问题，这样可以更接近政府话语体系。特别是今天来了好几位右翼自由派的理论大腕，我不得不从左翼加点劲，以进行力量平衡。

    乔续写了一篇文章刚发到大军网站上，我发现他的一些看法挺有意思，把中国左右矛盾分歧从国共两党开始追溯，延续到今天，从这样的历史视野看中国的左右之争，很有意思。

    的确，如果从更大的历史范围来看左右冲突，我们应当追溯到上世纪二十年代大革命时期，甚至更远----马列主义引进中国，中国共产党成立。马克思主义就是左，无产阶级就是左，资产阶级就是右。正是有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中国诞生了左派力量。

    但是，在大革命期间，国共合作中的左右两派在难以调和的矛盾冲突下，终于以“四一二”大屠杀和“八一”南昌起义为标志而破裂。从此中国走向了左右之争，从此之后直到今天，中国就是在这两大力量之间博弈。无论今天的形势多么复杂，都离不开这两个基本力量。在今天说左，就是传统的共产党。不管今天的左派多么形形色色，都离不开共产党的影子。

    共产党的胜利表明，谁获得社会大多数民众的拥护，谁掌握政权。共产党的胜利还标志着中国一党专制和无产阶级专政政体的建立，标志着中国的彻底左转。这就是最被民主派和宪政派诟病的一党专制和多数人统治。

    所谓专政，不仅包括经济上强行的全民公有制，还包括将一些理念强加于全体国民意识。这也成为左的一大特色。

    建国之后，到文化大革命，中国的左倾达到了顶峰，达到了极左。之后，中国共产党以党内政变的方式，粉碎了极左势力“四人帮”，以调整组织路线的方式开始矫正极左。其结果，三十年的反左，使中国的左派力量遭到很大的削弱和瓦解。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基本上被抛弃，或被搁置，资本主义占了上风，已牢牢占据社会话语主流。

    矫正极左以两个标志展开，一是收缩民权，禁止大鸣大放大字报，收回了建国之后人民群众一度曾经拥有的各种民主权利，在政治上实行一党制，首长专权，长官意志代替民主集中制，精英拥有特权，官权越来越大。二是打破平均主义，放弃共富的理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允许社会出现贫富差距和权利差距。

    就这样，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矫枉过正，中国又从极左走向了极右。如果说改革开放前是多数人压迫少数人，是民粹专制，那么，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已变成了少数人压制多数人，变成了精英专制。中国的执政党从左翼在很大程度上摇摆到了右翼，中国共产党由一个工农的党逐渐变成了官僚的党，精英的党，资本的党。官员们一边将共产党的传统理念强加于社会，一边又不按这些信仰办事，使社会成了一个缺少共同 价值遵守的社会。

    民权收缩后使官权失去了制约，官员的权力变得无比强大。放弃均富理想，使少数人攫取了更多的改革成果，一部分人暴富，大部分人仍然赤贫。由此带来的是社会再次出现分化和分裂，政府变成了少数人的政府，政府再次出现了信任危机。

    改革三十年里，一反早年革命时期的奋斗目标：平等、民主、自由。在经济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重经济效率，轻社会保障和福利。特别是在经济政策方面，出台了很多偏右的政策，譬如，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的MBO（管理层买断产权），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国家和员工的利益，使精英群体大获收益。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一些刺激经济的政策，譬如以通货膨胀的手段刺激经济增长，更是以损害了普通民众的利益，使富者愈富，穷者愈穷。

    效率至上、精英优先，必然导致重发展、轻保障的可悲结局。改革三十年来的经济增长成果，难以惠及全民大众，社会保障水平始终低下。这就使中国不仅存在着严重的贫富分化，更存在着缺乏社会保障的严峻问题。

    严峻的现实，不能不激起共产党的社会基础----底层民众的觉醒。左翼思想再次抬头和左派力量再次崛起，人们再次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宣言》，国际歌再次被每每唱起，正是这种右倾改革的必然结果。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分歧，正是由于三十年间中国社会的巨大分化，才出现了新的社群对立和思想分歧。中国从当年的平均主义、大众民主社会突然进入了差距巨大的等级社会和贫富分化社会，这种现实不能不使左派思想再度集结，左派力量再次涌现。一句话，左右冲突升级的根源是社会分化和分裂。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国社会思潮的再次冲撞，其根本原因在于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因此，能否解决当今社会的分裂与冲突是新历史条件下的重大挑战，是对中华民族智慧的再次考验，也是新一届中国领导者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今天中国出现的左右矛盾，其本质是人民大众与官僚资本和权贵精英的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凡是诉求人民大众利益的就是左，凡是维护官僚资本和权贵精英利益的就是右。还有，凡是维护国家利益的爱国的民族主义就是左，凡是不顾国家和民族主义只追求极端自私自利个人主义的就是右。

    所以，今天中国的左派说到底是马克思主义派，社会主义派，是人民大众派。我在去年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当今中国根本的矛盾是人民大众与官僚资本的矛盾，所谓左派，就是民派，所谓右派，就是官僚权贵派。解决好民与官的矛盾，就排除了左右之争。

    背景了解清楚之后，需要寻找的就是解决办法。党内有党，党外有派。是继续在一党专制的政治模式下，以党内调整组织路线的方式来调整左右力量，平衡左右利益，还是以西方宪政民主的方式来调整左右博弈？西方宪政的理论是通过党派博弈来达到左右利益平衡，但西方国家的左翼党从来就没有占过上风，西方的政治多半是右翼政治。

    那么，中国在不改变一党制的情况下，能否平衡左右利益和力量？也就是说在一党专政的政体下，是否也能调整好平民与精英的矛盾？ 对于这个问题，我的看法是，一党制也能调整左右利益，平衡各方面的需求，只要调整组织路线，换一批人马上台，立马可以见效。但左翼力量的上台必须吸取以前极左的教训，不能从一个极端再跳向另一个极端。

    建国后六十多年的历史告诉我们，一党制政体存在着较大的弊端，非常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极左和极右都会搞得社会不安宁。一党制政体能否克服这种弊端？已成为今后中国政治的重要问题。虽然在江泽民时代提出了“三个代表”理论，但实践过后，效果并不理想，执政党代表的更多的还是精英的利益，利益的天平仍然处于失衡状态。

    另外，一党制存在着两极专政的问题，不是极左专制就是极右专制。在这种情况下来看宪政制度，是否实行了宪政制，有了多党制约才能达成左右利益制衡？

     这两种思路，从操作角度看，第一种最简便易行。就像当年粉碎四人帮，在组织人事上做一调整，极左问题就解决了。共产党只有启用新鲜血液，才能有力回天。共产党只有回归工农大众，才能重新收回失去的人心，平衡各阶层的利益。从目前中国社会的状况看，也只有共产党具有这种聚集和整合的能力。这个党再腐败，也有更新的能力。因为它可以从当代获得充足的民主法器。

    而第二种方法，叠床架屋，社会动荡巨大，难以操作和把握，因此难度较大。但就目前的情况看，第一种方法的难度也很大，这是因为现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官僚化，政府内部现存的左翼力量已经微乎其微。靠这种政府进行自身改变，同样存在难度，甚至不可能进行调整。这就是当今中国面临的困局。

    真正的困局还在于共产党变得不伦不类，既失去了原先的本我，又变不成民主党的面目。未来共产党真正的危机在于失去自己的本色和宗旨，变得非驴非马，莫衷一是。在中国这样的国家里，变成全民党是幼稚的空想，只有保持多数人的党才有存在的可能。一党制国家的核心在于获得大多数人的拥护。中国不可能回到大一统的帝制和王制时代，现在是党制时代，既然不允许多党竞争，就只有一党代表大多数。民主制的核心不就是选票数量吗？一党制的核心也是一样，获得多数人的选票就是合法性。

     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三个代表一个也没代表好，反而把自己搞得不伦不类，不知所云。只要恢复起为人民大众服务的优良传统，克服贪污腐败，提倡民主自由，摈弃专制独裁，共产党就有希望。所以，在今天的中国，向左转就有希望。现在的左，不意味着必然的专制，左并一定与专制独裁有天然的联系。专制的左派不是真正的左派！

    在马克思那里，真正的左是完全民主的，所有的官员必须经过普选，必须经过人民同意任命。翻开马克思的经典著作，甚至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普选原则都是放在首位的原则。要学马克思，就要学马克思的正宗，不能断章取义。之所以中国的左派出现了专制，而西方的左派是民主自由的，就在于中国只学习了马克思的专政理论，而没汲取马克思民主的成分。

    最后，关于中国能否走出左右的问题，我认为，只要采取居中策略，就能减少左右冲突。中国传统的智慧就是居中，两边向中间靠拢，把富的变瘦一点，把穷的变胖一点，问题就解决了。特别是在经济政策上，要铲除产生贫富分化的土壤，避免极右或极左政策，让左右矛盾失去物质基础。我们的古人早就描述过这种大同社会的景象：“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货，恶其弃于地，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今天的中国也不能完全抛弃这些好的传统。

    在政治权利方面，中国不仅要善待企业主，发挥他们的精英作用，更要善待企业员工。要坚决扭转劳资权利不平等的现象，矫正已经严重倾斜了的力量天平，平衡劳资关系，维护劳动者的组织权利、谈判权利以及包括罢工权利，健全工会组织的作用，让劳动者真正获得经济增长的物质成果。只有在政治权利得到完善之后，劳资双方的收入分配才能趋于合理，才能减少收入分配方面出现的巨大差距。要恢复“劳工神圣”的思想，确立劳动者的地位，坚决扫除几千年来的封建等级特权观念。

    另外，重新回归建国初期的多党民主制，发挥政治协商的优良传统。不是把民主党弄成驯服工具，当成聋子的耳朵，而是真正尊重各党派的意见，通过民主集中制，集思广益，共商国策。今天的问题是，虽然共产党一党独大，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他党俘获，失去了自身的特色。这些民主党反而成了既得利益者。

    在言论舆论方面，宁肯实行阳光政策，也不实施黑箱操作。这是因为阳光政策要比黑箱操作高明得多，只要自身做得正，就不怕鬼魅魍魉。并且，在阳光下，在透明中，任何谣言都会烟消云散，既可以更好地解决问题，又避免了一个猜疑的社会。譬如，大连市最近有成千上万的人上街抗议PX化学污染项目，这是人民一种正常的意见表达，却被宣传部门当成报道的禁区。为什么要封锁人民正常的行为和言论呢？有什么害怕的？现在都到什么时代了，还这样包着捂着？手机信息照片满天飞，微博信息网满天下，谁还能封锁消息，把人们蒙在鼓里？

    所以，如果真是一个聪明的政府，与时俱进的政府，就会改革几十年如一日的新闻传统，满足人民群众的要求。政府如果在这些事上正确处理，得到的只能是人民群众极大的拥护和赞赏！

    只有经过这样的调整，中国才能出现均衡发展，中国的左右矛盾、官民矛盾、劳资矛盾才能得到化解，中国才能走出极左或极右的发展模式。 只要是一个人民的政府，民主的社会，即使一党制也能长治久安。

    我们都是快60岁和60多岁的人了，是伴随改革一同走过来的人。五十而知天命，我们这些人应当更知道一些天命吧。中国怎么能改变不是多数人压制少数人，就是少数人压制多数人这种局面？在这个时刻，我们应当给国家和社会提供一点思想、思路。在座的各位都是我敬重的人，都是人品、个性优秀的学者，我们的观点可以有分歧，但肯定也有共识。我先抛砖引玉，期待大家的高见。

    另外，我对开会文化有一点看法，现在学术界的会议，繁文缛节，自由讨论的时间也要主持人指定发言顺序，这不叫自由。前几天我在北京大学王绍光那个讨论政体的论坛开会，发个言都别扭，主持人非要和你过不去。现在中国的精英专制已经渗透到了每一个角落，给他一点权力就要专制，政治学界也不懂自由的精神。动不动就说有约束的自由，有约束还叫什么自由？所以今天叫嚷自由主义的很多是些伪自由。我们的会是给大家自由，谁想说谁说，主持人不要太专制。

　

煤渣

地瓜叶 于 11-8-25 10:52 AM 写道：
适合在领食馆聚餐的时候再说！

地瓜，解决社会问题为什么要占我的便宜呢？
甚至还不是解决，只是讨论。
这种要求要提也一般是知识女青年提才会有效果嘛！哈哈

煤渣

修歌 于 11-8-25 11:31 AM 写道：
煤大律有空看一下这些左中右学者的观点，对开拓思路还是很有益处的。
http://www.dajunzk.com/wenji11081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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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

大海

想想其实也没啥说的，中国日后去向，看历史就知道了，煤渣专心赚钱弄绿卡啥的留个退路才是正道。

地瓜叶

煤渣 于 2011-8-25 11:42 写道：
地瓜，解决社会问题为什么要占我的便宜呢？
甚至还不是解决，只是讨论。
这种要求要提也一般是知识女青年提才会有效果嘛！哈哈

只是说聚餐，又没说你请客！

小家子气不是了？让人笑话了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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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歌

中国需要新的政治文明

----中国时局座谈会纪要

时间：2011年6月6日

地点：北京

     与会者：周鸿陵 施晓渝 仲大军 杨帆 王占阳 李延明 刘海波 张纯良 孙惠军 王俊秀 郑现利 吴静是 曹久强 李晨 欧阳文生 肖兴华、刘剑虹、王钧临、王南、张东方等。
http://www.dajunzk.com/huilghuiyi.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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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海波（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
我想谈一下中国可能走向什么地方，可能的方向是什么。一个问题是中国现在处在什么样境地，主要的社会矛盾是什么，社会矛盾的性质是什么？简单说，中国现在回去了，尽管共产党花了2000万颗头颅和30年的折腾，但现在又回到了传统王朝的体制当中去了。

    这种体制的特点：第一，国家能力降低了，行政体制实际上是没有效率的，公权私用是可以的，而且力量很大，有权力的人就大大地好过了没有权力的人，但并不说政府是有效的政府。第二，上下不同心甚至视为仇讎。

这个社会还有一个机制我认为是王朝周期率的原因。当时毛泽东、黄炎培也说因为没有民主，我认为民主在这里面的作用很小，欧洲和日本封建制度没有这个周期率，他们那个时候有民主吗？民主跟汉武帝、隋文帝甚至跟唐太宗怎么谈论这个话题？王朝周期率的原因我总结出一点：

在这个社会里，自宰相到贤明，人人皆以“读书做官、攒钱买地”为人生主要方向，这是一般的社会激励机制，是所有的社会成员普遍的行为模式形成了这种共同趋势。一个社会精英的精力和资本都用来做一件事：骑到别人头上去。

今天又回到了“攒钱买地、读书做官”的道路上。再加上“出口创汇、引进外资来解决财政和就业问题”，还是这样的道路。为什么会走上这样的道路？因为自邓小平南巡以来，特别是朱镕基、温家宝两届政府以来，采用了极端反动、丧心病狂甚至走火入魔的经济政策，极右的经济政策，这样的经济政策即使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来了也会变成极左派。比如党的文件里竟然写上了“要增加群众的财产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对应的是劳动性收入，没有劳动，财产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有一种收入叫身份性收入，所有公民都有份，这是社会福利或社会分红的意思。没有任何一个最右的政党敢说“扩大财产性收入”。比如在证监会所说的新股发行中，凡是一个公司如果超过了200人，有职工分享的财产性收入是不行的，除非有极少数暴富才可以发行。比如说彻底地鼓励人们掠取地租，掠取土地的增值收益，让一个人有680套房，这完全是鼓励的少数人暴富。比如说“宁肯调整汇率，让人民币升值，让资本自由化，而不解决出口退税问题”，严格的环境和劳动执法不需要订新法，只需要将既有的法律执行到位，那贸易顺差的问题就很容易解决，但没有执行到位。

由此所形成的社会矛盾不是民主和宪政所能解决的，因为民主和宪政有一个前提，社会共同体没有解体，土地食利问题、美元利益集团问题不是靠民主机制就能解决的。通常没有这些问题时大家是一个政治共同体，在一条船上才可以谈论民主，有了民主机制，然后出现了一个党，叫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党并且有一个公共政策的议程，这个可以解决那个社会的矛盾：实业资本家和工人的矛盾。地主和佃农的矛盾，尤其是封建领主变成了地主，社会党方法解决不了，在法国俄国，领主变成了地主是激烈的大革命产生的原因。

大家可以发现，实际上所有共产党成功的国家一定有一个资本主义式的，不是封建土地制度而是自由买卖的制度。而中国土地食利的资本主义已经走了2000年，为什么走了2000年不能够工业化？一个原因是人们努力的方向上获取地租或者获取官位，自佃农至宰相人人如此，这才是一般性的行为，趋势式的力量，今天又走到这一步了。社会党不能解决中国问题，不能解决土地食利集团和在这个集团之外者的矛盾，也不能解决因美元利益集团食利的矛盾。现在的利益已经形成了，现在不是90年代初期时。

    那中国可能会走向什么道路？

第一种可能性，就共产党体系而言，表面上是是进一步和西方接轨，自由民主会讲一些，比较倾向于西方。沿海官员，党内所谓金融财金系的官员等，如果这些人占据了主导，政权会形成具有极右的色彩或者是拉美式的，中东王国式的，统治基础相当程度上必须建立在美国身上，不如此根本不可能执政，在国内没有基础，但这样不可能解决我所说的这些问题：外争国权争的是金融主权，内争民权争的是平均地权，而且国家会进一步的分崩离析。

    第二种可能性，薄熙来也许有习近平、刘源，党内解决问题，这是一条左派道路，但是一个否定文革基础上的左转道路。这样做，可能有中西部官员，军警特力量联合，他们是体制的贵族，也就是说这个体制在，他们更像是封建领主，身份享有，而不是说财产才能享有，所以他们要维系党的领导，缓和社会矛盾，同时他们因为在外部没有基础。其中薄熙来也拿出一张投名状，这个投名状是把美国彻底得罪的投名状，无论薄熙来以前做过什么，但在重庆做了唱红，告诉美国人我和你们决裂了，这也是投名状，但我感觉这样也要最艰苦的努力才能以解决问题，因为这样做涉及的工程太大。第一意识形态重新阐述怎么能够说得清楚。第二是整党问题，国民党是在台湾之后进行了党的改造，学的是“整风”，从此建立起了有力量的执政集团，令行禁止，才能搞土改、经济建设，中国目前党内会不会有这样的力量出现很难讲。第三还有一系列的公共政策调整，必须得罪自己的既得利益集团，不是用劳动法去治那些制造业血汗工厂的老板，用媒体去治中西部的官员，这些人在中国人里最招人恨，但是我非常同情的两个人群。尽管是他们和大众直接矛盾冲突，但不是整他们，而是整土地食利集团和美元利益集团。

    第三条可能性，中国现在的矛盾聚焦点不在远乡而在郊区穷二代，农民工的二代、下岗职工的二代和退伍兵、失业大学生，这样的年轻人有两亿，既是佃农（租房客或2006年后的房奴）又是劳工，容易变成流民。如果他们做什么事并且采取一些策略那么中国就大变了：第一，必须组织起来列宁主义政党。第二，经济纲领要一步把共产党将死，共产党搞公租房他一定要没收多余房产，如此可能把共产党彻底将死在土地食利者一方，因为另外一面的社会基础已被占领。第三，必须诉诸于直接的暴力，城市黑社会，乡村游击队，杀我一些人不要紧，这样会成为一种不可磨灭的一种力量，个别人死了，但力量消灭不了。当年即使把长征途中的红军给消灭掉了，也不能说在中国大地上把中国共产党的力量给消灭掉了，只要不解决基本的社会矛盾还是会起来的。这种可能性的条件是有一批不怕死的理想主义者投入。这么做，共产党才真正感到可怕。乌有之乡唱红歌我觉得没有什么意义，民间左派和右派也是那么回事，民间的可能性就是那么回事。《零 八 宪 章》只是挠痒痒水平而已。如果不在根本上做利益上的调整，唱红歌或者镇压只能是虚弱可笑的白色恐怖，跟国民党一样，不过是可笑当中的白色恐怖。我说这些不是说我赞成这一条路，而是讲可能性。

我表明立场，第二条道路是获得我较多认同的，也愿意为之尽力。谢谢。